PG电子,百家乐,彩票,麻将糊了,PG电子试玩我叫宗光耀，1937年7月出生于陕西定边，1964年毕业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先后在中国驻芬兰和驻爱尔兰大使馆、外交部西欧司工作过。1989年底，我被派往澳门工作，担任过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澳门回归前，我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时，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副秘书长，现场见证了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及筹备工作中的轶事，让我记忆终生，难以忘怀。

　　他具体解释道：“所谓规格更高，就是到时邀请中葡两国的‘三巨头’，即葡国的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到场，这就比香港的规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没有。我们在澳督府大门前的葡萄牙国旗12月19日傍晚就降下来了，到时我们会举行庄重的降旗仪式。20日清晨，在同一根旗杆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国国旗。这就体现了政权的交接，而且是顺利、平稳、自然的。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我们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

　　“你说吧，没有认真思考的话往往是真话。”高树维半开玩笑地说。我说：“首先我赞成政务司先生主张1999年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仪式的规格要更高，即除了请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邀请来。我建议中央观礼团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组成。葡方来澳门出席仪式的与中方对应。只要定下来，具体操作并不难，我愿意尽一切努力。”高树维插话说：“好，我们就朝这个目标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对他讲，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的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能理解政务司先生对降旗时场上可能会有掌声的忧虑。如果葡方不乐意有掌声，我看这并不难解决，我可以做这个工作。

　　一天，在一个社交场合，我与当时的葡萄牙驻澳门总督韦奇立碰了面，他笑着对我说：“你知道，我一直放心不下的是，政权交接后我们回里斯本了，大批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会受到歧视，现在我放心多了。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向我报告了你们商谈的情况和有关请求，我马上表示赞同。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中方能想到土风舞参加庆祝活动，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向外界展示葡萄牙文化的良机。这件事对鼓舞土生葡人士气很有作用，所以我要感谢你。”

　　与澳督的交往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记得1993年3月1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在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我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澳门基本法（草案）》的有关情况。韦奇立在他的会客厅亲自与我交谈，他思了片刻，说：“那我就直言了。葡方一直很关心《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如果基本法文稿还能修改的话，我想序言写得不好。第一句话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而紧接着的第二句就说葡萄牙占领了澳门。‘占领’两个字，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今天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方领导人一再声称，解决澳门问题不算历史旧账，着眼未来，向前看。而《澳门基本法》序言一开头就表现出要算历史旧账的架势。1999年，我和我的同事都会离开澳门返回里斯本，而大批土生葡人怎么办呢？他们将成为‘侵略者’的后代，随时会受到惩罚，遭打击报复。他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把‘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句删除，序言就很完美了。”

　　我说，《澳门基本法》的序言虽然很短，只有345个字，但内容却很丰富。我强调：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是历史事实，无需争辩。长达400多年的历史，用“逐步占领”4个字一笔带过，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充分体现了不纠缠历史旧账，维护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领”两个字，是相当中性的词汇，而没有用“侵占”、“侵略”一类强烈的字眼。我说，能想出用“占领”这样中性的、温和的字眼概括澳门400多年恩恩怨怨的历史，是起草委员会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更谈不上有日后打击葡人的伏笔。

　　澳督频频点头，便止住了这个话题。不过，他又提了第二个意见，说基本法没有明确未来澳门不设死刑，这是倒退，将会引起社会的议论、人心的不安。我作了回应：“关于设死刑或不设死刑的问题，在草委会上多次讨论过，大家认为死刑是一种刑罚概念，有没有死刑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属于刑事立法的范围，应由特别行政区自行决定，并将决定反映在刑法典中。如果刑法典没有规定死刑这种刑罚，那就自然废除了死刑。总之，1999年后，澳门有没有死刑，这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事务，要由特别行政区的刑法典来作决定，中央不会干预。”韦奇立一听，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时，澳葡政府正为政权交接仪式兴建场馆，而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宣誓就职及特区政府成立的会场选在什么地方还未确定。在一次新华社内部会议上议论时，我提出可利用综艺馆，但要重新装修，几位领导都表示赞同。没过多久，我接到指示回京出席副总理在召集的会议，议题是有关澳门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鉴于香港回归的经验，与会者都认为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在不同的场地举行为好，有利于布置、筹备。我简要地汇报了澳门的情况，并建议利用综艺馆为特区政府成立的主会场。同意了我的想法，并提出由中央财政拨专款装修综艺馆，并强调钱数不能超过5000万元，如果超支了也不能再向中央申请追加。后来，我们在100天内改建了综艺馆外部，而且把地下一层各房间、走道、卫生间、楼梯等全面装修一新。

　　在征集澳门区旗、区徽时，共收到设计方案782幅。经过筹委会几次评审，选出区旗、区徽各3幅。有一次，筹委会副主任钱伟长找我，建议澳门区旗、区徽以绿色为底色。钱伟长的理由是澳门周边环水、绿色生态好，加之澳门以和平的方式回归，它又是和平美好的象征。他希望我把他的意见向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姬鹏飞进行汇报。我汇报后，姬鹏飞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旗面用红色，与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保持一致，当然没问题。但是谁也没有规定特别行政区区旗一定是红色，或什么别的颜色。他的想法和意见我都明白了。这件事还有时间，多听听其他委员，特别是澳门委员的意见。”随后，姬鹏飞自言自语一句：“国旗是红色，区旗是绿色，红花配绿叶。”这时，我琢磨姬老对这一方案心里有了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钱伟长的建议获得了委员们的赞成，大家投票通过了区旗、区徽方案。

　　1999年1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和葡萄牙总统先后到达澳门，出席当晚的政权交接仪式。按照惯例，两国领导人到达之前，从机场通往下榻的宾馆，从宾馆通往政权交接仪式的会场，沿路电线杆上装有中葡两国国旗。17日，我接到内部的紧急指示，要我与澳葡政府有关方面商量，务必在20日天亮前把葡国国旗取下，换上特区区旗。为此，我紧急约见一位政务司，他听后表示同意中方的想法，但20日凌晨政权交接已经完成，他已手中无权，也不便事先交代政权移交后要做的事，他建议我直接与澳门市政厅主席麦健智商讨解决。

　　我完全理解这位政务司的心意，随即到市政厅会见麦健智。麦健智回应说：“我很赞同你的想法和建议，只是工作量很大，时间太紧。而且我只能负责澳门半岛的事，从机场到大桥，包括整座大桥的装饰任务是由海岛市政厅负责，须同马家杰主席商谈。不管怎样，澳门半岛的事我负责处理好。”于是，商定换旗的最佳时段是凌晨4至5点，这段时间记者们忙于发稿工作，人们都抓紧时间睡觉，街上行人稀、车辆少，工作方便，也不会引起围观、拍照。我很高兴，两方达成了共识。